寻根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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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城阳区棘红滩魏姓考

2019-06-26

今年正月在家养病时,听说村(青岛市城阳区棘红滩魏家庄,原属于即墨)里有人在重修家谱,便去看了看。回青岛上班后,常常想起这件事。以前,我看过家谱,记载了我们魏家庄村的来历,何时建村,始祖何人,等等。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民国。
    村子是在明代建成的,家谱上说始祖亮自莱阳搬迁过来,经过十几世(我是邦字辈,是十七世)的繁衍,从一户变成现在的500多户,三四千人(包括迁到其他地方,现在能够联系上的)。家谱上记载得也算详细,名字、是否出过仕,葬在何处等等都有简单的交代。但是我还不满足,我想根据一些资料,找到我的根,及其迁徙过程。
一 魏姓由来
   《史记 世家第十四》记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姓(姬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后来,毕万在毕国被西戎攻灭,投奔到晋国,成为大夫。因功,被赐魏地为邑,其后子孙以邑为氏,称为魏氏。公元前445年毕万的后代魏斯建立魏国,公元前225年被秦所灭后,亡国的魏国王族以国名为氏,形成魏姓最重要的一支。史称魏姓正宗。
这段文字说,魏氏是毕公高的后代,原先与周国的君主一样都姓姬。周武王讨伐纣王后大封诸侯,高封在毕。毕在哪里?《论语集解》:“杜预曰:毕在长安西北。”《正义》引《括地志》:“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即今陕西咸阳市北毕原。魏,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古魏国在如今的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芮城县北)、河北南部等地)。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攻灭,把它封给毕万,公元前225年被秦灭亡后,祖先们才开始以魏姓。
    到这里,总算有点眉目,祖宗们的发源地和发祥时间找到了,魏姓是黄帝的姬姓嫡裔。但是,有了“魏姓正宗”,就有“不正宗”:外姓改姓魏。战国秦昭襄王时有国相、穰侯、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魏冉,本楚人,芈姓,后改姓魏;南宋蒲江人有魏了翁,庆元进士,本高氏,后改姓魏;明代有昆山人唯校,其先世本李姓,弘治进士,后改姓魏。
开始的时候就模糊了,血统的纯正性经历几千年后还能保证?我究竟是正宗还是不正宗?看样子还要继续考证,但要明白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魏就有了正宗和不正宗,如果不掘始皇陵,这只能永远是个谜,这还要看秦的记录是否完备。
  二 “云南”考
    我小时候,就听到村里人说,我们是从“云南嘎嘎县”搬来的。这个云南是现在的云南还是另有其地?有互联网,查资料方便多了,上去一搜,发现有明白人考证的“云南”。但是,“云南”二字却有三种解释。最可信的是说我们是云南北归的兵户。
如此以来,是不是以后我可以在叙述中提到先祖时,称为革命军人?也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为什么不可以?当年他们出征云南,平定叛乱,是何等的高尚!
有了始,也有了终,我这次寻根不期然如此快就结束了。但是中间的部分呢?先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他们迁徙的路线图是怎么样的?我没有能力去探究。但是我想我的祖先们往往会有家国之思,离乡之恨,“故土”难离,但不得不离。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头开始,如果没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面对迁徙过程中的种种苦难——自然的,人为的,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们。
    不独是我们魏姓,其他的姓氏先祖也和我们的祖先一样,迁徙流离,走过苦难的岁月。让我们一起把敬意献给我们的祖先,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把他们留给我们的顽强和智慧继续发扬。

下面是一些网站上的资料,和我一样有追本溯源想法的乡党们可以一看。
    “云南”是由云南北归的兵户聚集居住区域,这些北归的人通常戏称这样的地方是“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而在山东的潍坊等地也有由云南北归而聚居的区域,也叫“小云南”"。也就说很多这样的聚居地都叫“小云南”。 
   在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以及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国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小云南"或"山东小云南"。而在山东省即墨市和青岛市以外地区的不少居民亦有称原籍山东小云南者。数百年来,小云南之名流传甚广,小云南人后裔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飘流海外。然而小云南之名,正史不见经传,而口碑流传却广为人知,民间家谱亦有明文记载。今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诸省居民许多家谱中都记有祖籍“小云南×××”或自“小云南”迁来。经查这些民间家谱最早修于明代中期以至近代的民国年间。那么“小云南”在哪里?近年来不少地方志、地名志中均提及小云南,众说纷纭,仅就其中三种说法表述如下: 
1、小云南在山西说 
    据民国《牟平县志》记载,"本县户籍,多称系明初迁民时,自云南迁来者。且有占山户、买山户、漏户之别。父老盖常言之,而莫明其原委……是明初迁民虽多,并无迁自云南省者。或谓云南为豫南、汝南之讹,或谓小云南在安徽境,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亦均为无稽。"《莱阳县志》对此亦甚怀疑,而意为即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唐置云中郡兼置云州,宋置云中府路,辽置云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多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其土著遗民幸免兵匪驱掠者,为漏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亦犹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说虽无据而近理。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阙之以俟知者。 
     又据山东省《文登市志》所载:“金元之乱,境内人口十不剩一。明初至清代中期,朝廷多次下令从山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等省移民入境。先到的称“占山户”,后到的称“买山户”,土著移民称“漏户”。民间传说来自云南和'小云南'的颇多。“史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由云南移民山东。清代康熙削藩,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反清失败,其败军及眷属尽迁山东。这是两次规模最大的播迁。现存952个行政村,其中87%的村庄是明朝以后建立的。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明永乐时期和清康熙时都有云南人或“小云南”人迁来这一地区,这是事实。随着时间推移,历经数百年,一些人把云南和“小云南”混为一谈,视为一地,很有可能。 
2、小云南即云南说 
    云南,以其地在云岭之南而得名。因有滇池亦简称滇省。《辞海》“云南省”条注为简称滇或云。东界贵州、广西,北界四川,西北界西藏,西界和南界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界。禹贡梁州南境、秦为西夷滇国,汉开置益州郡。又传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因彩云现南方,故称云南。西汉于彩云南现的地方置云南县,治云南驿,辖今祥云、弥度两县。三国时改益州郡置建宁郡,又分置云南郡。唐以后为段氏所居,号大理国。宋因之。元世祖南下,擒段兴智,以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立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明置云南播政使司,又在昆明设云南府,清以后为云南省。 
    今辽宁省新宾县五区路家沟大背《张氏谱册》序二记载:“吾张氏当闻之先祖,本贯在小云南,住址无可详考。兄弟四人,盖因洪武年间荒岁频仍,流寇侵摄,天人交迫,存济维艰,不得已宗长常山、宗次双山、宗三三山、宗四单山兄弟四人,同心往山东,路过长江,失去单山无所寻找。三人至山东登州府蓬莱县县城内七甲八社九兰乡住……至我宗龙公由登州跨海至广宁府、东至清源县南杂木南沟聂尔库处居住。仉氏生有库公。充当拨什库,料理机匠事二十余年,又迁至兴京县五区路家沟大背处。”
    另据辽宁省普兰店市劳动局局长谭绩斌主编的《关东谭氏家谱》中《谭姓先祖发祥地及迁移史略》记载:“谭姓关东家族的祖籍在山东省登州府宁海州谭家泊(1913年3月,宁海州改为宁海县、胶东道隶),先人称山东老家。”又说:“……据家书残页记载,到了明成化年间(牟平县地名志说是明隆庆年间),即14世纪中叶,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移居在小云南下柳河村(十八株柳树下)的谭氏先祖谭兴,也随移民大军,又返回到山东省,居登州府宁海州谭家泊,垦荒种田,发展生产,遂成为第三发祥地。” 
前边所说的新宾张氏“本贯小云南”,“兄弟四人同心往山东路过长江”以此推断“小云南”应在长江以南。后者所述普兰店谭氏,在明成化年间在小云南下柳河村“也随移民大军又返回到山东”。张、谭二氏谱书所记其意:小云南即云南省或在云南某地。 
小云南即云南说,似有道理,而笔者不敢苟同。今滇省尚有云南驿、祥云县、云津桥等地名,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 
    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数次派使臣诏谕占据云南的梁王归顺,均遭拒绝,遂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傅友德征云南时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大部留驻云南,分拨于卫所。直到洪武末、永乐初,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这些军户虽大部分原籍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各地,妻室大部为云南土著之民之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子女是在云南出生,后来迁到山东而以云南为原籍,而迁居到山东的云南同乡们居地贯以小云南名之以示对云南故地的纪念,此为情理之中。但云南并非就是“小云南"。 
3、小云南在山东说 
    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被多数人所认同。 
    现收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王姓家中《王氏谱书》,即王春芳始修于1958年,王彦兴续修于1985年。其内容有谱序、世系等。谱书中所记王氏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迁居辽宁入旗。所记"小云南"人小脚指甲分辨复形的特征和王氏从满习俗为其他谱书所不多见。 
    又据李林所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中宗族迁徙篇所记:"由山东迁居关外的汉人,在籍贯上有两种,一种是山东小云南,一种是原籍云南,又迁到山东。小云南究竟在何处?辽宁省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由此来判断,所谓的'小云南'乃泛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的地方,并非现在云南省地方。" 
    今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商业局张锡印所藏《张氏家谱》记载,张氏迁吉前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下",于清道光年间迁居吉林。这亦把小云南定在山东。另有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三胞亲友联谊会会长马镇洛先生所存《马氏家谱》所记,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 
    以上谱书记载,证实了小云南不在山西,也非指云南省而就在山东一说。并且,其地域范围在莱州、登州、青州即今山东半岛地区。 
    小云南在山东,已为大部分民间家谱记述佐证。那么小云南在山东何地呢? 
    明朝初年,倭寇不断侵扰沿海地区,今山东青岛地区,北东南三面环海,以山为岸,港湾交错,岛屿罗布,是为海防重地,为防倭寇侵袭,自洪武中先后在登、莱、青三州,设置七卫、十二所,即安东卫分辖东海中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隶青州府。大嵩卫分辖海阳所、大山所。靖海卫分辖宁津所。成山卫分辖寻山后所、百尺崖后所。威海卫分辖金山左所、奇山所,隶登州府。灵山卫分辖夏河寨前所、王徐寨前所,隶莱州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在今山东即墨市东20公里边海筑城设防,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置鳌山卫(即今即墨鳌山卫镇)、分辖雄崖守御千户所(在今即墨市丰城乡雄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在今青岛市浮山所)划境而治,直隶莱州府。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卫所等裁并于即墨县。 
    鳌山设卫后,明政府先后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来许多军队,这些军队又自鳌山卫分拨到登莱青各卫所。其中仅鳌山卫辖墩堡四十余处,迁入军户约七万余人。这些军户的祖籍遍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乃至云南等广大地区。随傅友德平定云南后,便落籍云南守乌撒实行军屯。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入滇,至永乐初年,驻守云南长达20余年,第二代也已长成。况且当年从军之时大部分只身一人,少数妻室家小是在驻守云南后随军,而独身者则多与当地女子结合成家,故转驻鳌山卫后,他们多以云南为原籍。查今山东省《即墨市地名志》记载,今即墨市30个乡镇近1000个村庄,半数民户多称祖籍为云南,或云南乌沙(撒)卫。亦有云南"槐阴县"、"威宁"、"毕阳县"、"乐歌屯"、"照阳山前"、"狮子口"、"凤仪县"、"哥嘎县牛角胡同"。而多数家谱为"云南乌沙(撒)卫,大槐树"或“乌沙(撒)卫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独无“小云南”字样。其迁移时间多为洪武末至永乐年间。而以随徐辉祖自云南乌撒卫转防鳌山卫者为多。《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乌撒,元置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蛮夷复叛,傅友德、沐英,因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府离四川较近,上报朝廷,请将四府改隶四川获准。直到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命改土归流,因东川距昆明近而距成都远,经奏准将东川、镇雄、乌蒙复隶属云南,乌撒则隶属贵州。又据明万历版《即墨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县人口为13480户,126800人。这其中鳌山设卫后一次性自云南迁来军户就达7万余人,占当时即墨总人口的60%还多,而这些军户以鳌山卫为中心分屯在即墨东部沿海,北至雄崖,南至浮山,包含今即墨全境和青岛市区。明代,鳌山卫是即墨的政治、军事中心,自云南迁来的军户,集居在这一地区,为不忘云南故地又区别于云南,而以小云南之名称于此地,是在情理之中。今吉林省的九台市东北部、舒兰市的西北部、榆树市的西南部这一地区沿松花江两岸即有"小昌邑"之称,正史虽不见记载,民间却广为流传。其名则源于清代乾隆以后,这一带属奉天府永吉州巴彦鄂佛罗防御旗管辖,而这一带的居民80%是在清代康熙以后来自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为不忘故土,故冠以“小昌邑”之称。 
     另据今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所记“……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该谱系谭玉湘修于清朝光绪年间,谭春和作序。这一记载明确表述了谭氏迁昌邑之前,原居住在鳌山卫,而鳌山卫即设在小云南这一地方。这种表述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小云南即指今山东省即墨市东部沿海和青岛市区。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序言中亦表述了马氏原居"山东即墨小云南马家庄",于清代迁吉林省永吉县的缸窑,后又迁到舒兰县的白旗镇。这些都足以说明小云南在山东,而确切地点在山东即墨东部沿海一带。 
     在今山东威海、烟台、潍坊等地区以及今东北诸省,许多姓氏家谱和口碑流传提及"小云南"之名。可以想见,这些家族的祖先必是洪武至永乐年间集居小云南(鳌山卫)的军户,自明中后期自小云南又迁徙到各地,因而在家谱中则有山东小云南字样。笔者的祖先,则是于明洪武十四年随傅友德入滇,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转防鳌山卫(自永乐以后鳌山卫地区开始有"小云南"之称),又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上,兄弟五人一迁北京上林苑,两迁潍邑(今潍坊),一迁渔营,一迁海眼。笔者祖先即为海眼谭氏,又于清乾隆年间迁居吉林。 
     综上可知,“小云南”不在山西,也不在云南。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 。



 又搜,到即墨市情网,了解了不少东西,下面文章是从该网站复制粘贴过来的。 

寻根问祖 - 寻根追源即墨人 

   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即墨却是个人口稀少“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的“疲邑”。据调查,现居即墨人氏之先祖,绝大多数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大部分原著居民到那里去了?难道真如民间传说的被“永乐扫北”斩尽杀绝了吗?如果与“永乐扫北”无涉,是什么原因致使即墨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明初移居即墨的先民源自何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一些墨邑耋老,得出了较粗略的答案,现概述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一 “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 

    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在“永乐扫北 ”时,即墨的原著居民因战乱或逃亡、或被杀光,而只留下现即墨市留村镇大“留村”一个村庄。对于这段传说,我们依据《明史》记载,特作考证如下:  

    (一)、民间传说与史实不符。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逃向漠北,蒙古贵族继续统治着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十五世纪初,分裂为鞑靼、瓦刺两部。由于蒙古贵族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断派军队攻掠中原的陕西、山西,并严重威胁着宣府(河北宣化)和北平(北京)。明政府为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从洪武元年冬开始,累年北征靖边。公元1402年,明成祖即位,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据《明史•兵志》载:“文皇即位,五驾北征......”公元明成祖为了巩固边防,便于北征,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京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直到永乐二十二年死于北征回师的途中。上述史实可以说明,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把相当精力用于回击鞑靼和瓦刺两部的侵略,因而历次北征,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据《明史•成祖本纪》载,五次北征的军队,大都是从京师、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辽东诸卫所调拨,并于北京、宣府集中。每次北征,也多是从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征用大量民夫运粮至宣府。最多的一次是永乐二十年,征集的民夫达23万多人。明成祖五次北征行军经历如下路线:第一次,于永乐八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威虏镇--饮马河--斡难河。回师经开平(甘肃)--北京--南京。 

    第二次,于永乐十二年,从北京出发--兴河(甘肃)--康哈里孩--忽兰忽失温。回师经过土敕河--三峰山--红桥--山海关--沙河(河北)--北京。 

    第三次,于永乐二十年,从北京出发--宣府--鸡鸣山(河北)--云州(山西)--偏岭(山西)--西凉亭--开平--应昌(内蒙古)--阔乐海,回师北京。 

    第四次,于永乐二十一年,从北京出发--宣府(山西)--西阳河--上庄堡,回师北京。 

    第五次,于永乐二十二年,从北京出发--隰宁(山西)--开平--应昌--威远州--北邙山。回师经清水源--苍崖戌--榆木川(内蒙古),明成祖途中病逝。 

    从以上五次北征的路线来看,“永乐扫北”从未经过山东,山东只是作为后方,为北征大军提供兵员、民夫与物资补充。因此,永乐年间“扫北”的战事,绝不可能在即墨发生。 

   (二)“留村”地名之由来。既然永乐“扫北”并未“扫”过即墨,那么“留村”之地名又是怎么来得呢?据明崇祯年间(公元1626--1643年)《周氏族谱》记载:“明初,周氏祖先安住由河南汝南迁居此地,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奉命监筑鳌山卫城,因安住与其父徐达交好,遂便道探访,并赠予田地。周氏因此称居住地为留村”。“留”字当有记念徐辉祖在此“淹留”的含意。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鳌山卫城,县东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一年魏国公徐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砖城以备倭”。此段历史记载,与《周氏族谱》记载相吻合。而明洪武二十一年比永乐八年第一次扫北要早22年。可见,留村之地名于洪武年间就已形成,于永乐“扫北”毫无关系。 

    那么,即墨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永乐扫北”是何来源?先民们何以会对“扫北”留下如此强烈的恐惧心里,虽经600余年而流传不衰?经考证,传说来源有三:其一,据《即墨县志》载,明初有大批军户迁入即墨。其中有一部分人,如丰城镇韩家屯的韩姓、王家屯的王姓等宗族,据他们的族谱记载,其先祖均于明永乐年间随明成祖北征建有军功,被封在即墨雄崖所为官而留居下来。这些先民当年所参加的以及由他们后人传说的“扫北”属真正的“扫北”。 

    其二,据《明史•成祖本纪》《明通鉴》载,长达4年的“靖难之役”,是燕王朱棣(明成祖)与其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所展开的战争。其主战场就在山东西北部的济南、德州一带。战争中双方死伤达几十万人,而且燕王大量屠杀俘虏,即位后又大批诛杀不肯归附的大臣,如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御史练子宁、侍郎卓敬等都被诛灭九族。而侍讲学士方孝儒竟被诛灭十族(学生、朋友也算一族)。大战之时,建文帝从全国各地卫所调兵参战(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二所当然也在其列),而战后又有不少外地军户辗转至即墨并留居下来。如:据即墨青山前、大村、邵家屯的《邵氏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均是于洪武三十五年(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年号,并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由云南“乌沙”(乌撒)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留戌即墨。这些先民都曾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战争,或听到了明成祖屠杀俘虏、诛杀大臣的暴戾,由他们传及后人,再由后人传播开来,因而就使人们留下对明成祖极度恐惧的心理。 

    其三,据《明史•成祖本纪》载,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唐赛儿,于益都的卸石棚寨发动农民起义,并一度攻下安丘、即墨、莒州等州县。清同治版《即墨县志》亦载:“永乐十八年,妖妇唐赛儿作乱,寇即墨,邑人皆溃”。起义军虽只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明军血腥镇压了,但义军所到之处深得民众拥护而纷纷参加。这从《明史•卫青传》中“贼合莒、即墨众万人,攻安丘益急。”就可看出,即墨人当时已成为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数千人之多。事后从明成祖诛杀山东布政使儲埏、张海,按察使刘本等大员来看,即墨等地参加起义的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受株连、遭屠杀实所难免。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血腥恐怖的场面。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从当时的京城南京来看,在民众心目中,山东的益都、安丘、即墨等地就属“北”,“扫”也就是杀、屠杀。以上三个原因也就是构成即墨等地民间传说的基本来源了。 

    综上所述,即墨明代以前人口锐减,与民间传说的“永乐扫北”无涉。 

                          二 明代以前即墨人口锐减之迷

    查阅《即墨县地名志》可发现,在明代以前,现即墨市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现今的瓦戈庄、太祉庄、大官庄、乔家屯、田横等乡镇皆属无人之地。那么,明代以前即墨的原著居民那里去了?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了宋、金、元、明史及相关史料,追寻即墨先民的去向之迷。 

   (一)、从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到明初(公元1368年)的240余年间,不仅即墨,整个山东地区人口锐减。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上报: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据《宋史•地理志》栽:“京东东路,莱州,户97427,领县四:掖(县)、莱阳、胶水、即墨”;《金史•地理志》栽:“山东东路,莱州,户86675,县五、镇一:掖、莱阳(衡村镇)、即墨、胶水、招远”;《元史•地理志》载:“太祖二十二年(1277年),益都路,领司一,司领县六、州八、州领县十五(含即墨在内共21县)有户27164”。据《元史•百官志》载:“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两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两千户者为下县。”即墨时为下县。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载,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即墨连下县都不是了,县治被废,与他县合并,约在元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才恢复县治。从以上历史记载就不难看出,从北宋末年至明初的240余年,即墨乃至整个山东人口锐减。 

   (二)、从公元1125年至公元1209年间,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锐减的第一个原因。北宋建立之初,对山西、河北的燕云16州并未收复,金兵从公元1125年开始南侵,于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元年,金兵陷威盛、隆德、汾、晋、泽(今山西一带),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宋史.高宗本纪》载 :建炎二年,金兵焚真州、邓州、西京、随州(今河北地)。三年,金兵焚潍州(今潍坊),屠洪州。《续资治通鉴》载:金兵二次过后“时山东大饥,人相食,州县被兵后各不相顾,盘踞在即墨的巨寇宫仪,每车载干尸为粮”。不仅如此,北宋灭亡之后,当时处于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女真族,对汉民族实行奴隶统治,任意杖杀汉人和括取民田《金史•良弼传》载:“可喜在会宁一月间杖而杀之者二十人,其罪皆不至于死”。另外,金朝法律“以杖折徒(刑)累计二百,州县立威,甚置刃于杖,多置人死。”并“率意不恤百姓,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金史•张九思传》),致使大量汉人因酷刑和丧失土地而无法生存。 

    另外,金即要入侵南宋,又要对付日益兴起的蒙古族,所以在金朝的整个统治时期,几乎战争连年,因而,在占领区大量抓丁。据《金史.兵志》载,从贞元三年开始,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呼乡里,嗟怨盈于道路”。由此可见,金对宋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北方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从公元1210年至公元1350年间,蒙元对金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是造成山东乃至北方人口减少的第二个原因。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于公元1210年开始对金朝的侵略战争。由于成吉思汗初期对金重在掠夺,不在永久占领,因此,对金的征服手段异常野蛮残暴,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遭到大肆破坏。据《元史•太祖本纪》载,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帝于拖雷为中军,经河南东北取山东的“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命木华黎攻密州(今诸城)屠之”。到公元1214年,蒙古军攻掠了河北以北大部金国领土。蒙古军在包围金中都(北京)时,“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谴使谕金主曰: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宣宗遂谴使求和。据《中国通史》载,蒙古军在出居庸关北返时,发现从各地掳掠来的人口中,有大批农民对游牧没甚用处,便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带走他们认为有用的工匠和牲口。《元史•石抹明安传》载:“明安对帝曰:这些人本当死,倘让他们活着,别处郡县会闻风来降”。据《中国历史纲要》载,由于蒙古军的烧杀掳掠,“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被抢一空,房舍尽焚,城郭丘墟”。《元史•商挺传》也载:“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户不满万”。《元史•地理志》载,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七年下诏籍民,共得北方人口475万人,较之金章宗太和七年的4581万人几乎少了十分之九。 

    元朝建立之后,在北方推行以游牧为主的农业经济,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近臣别迭对帝曰:“汉人无补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项建议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但据《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世祖仍“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蒙古贵族因而以战胜者自居,大量圈占民田,少的也有千顷,多的达十余万顷。另外,蒙古为灭南宋,强征北方汉人当兵打仗,据《元史•陈佑传》载:“朝廷伐宋签军,山东民多逃匿,捕之急,逃入宋境”。元朝统治时期,分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与南人为贱民。由于土地被夺,徭役繁重,北方汉人无以生存,被迫大量南逃。据《元史•崔语传》载,仅在公元1238年,“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就有十五万户之多。”由于上述原因,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人口的减少。可见,蒙元对金朝的战争和对汉民族的掠夺、杀戮,又一次造成了山东乃至北方人口的大量减少。 

   (四)从公元1351年至公元1368年间,农民起义与元军的割据战争,是造成山东人口减少的第三个原因。元末,江淮地区爆发了以刘福通、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东路 由毛贵率领于至正十七年攻入山东,《元史•顺帝本纪》载:“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路,山东郡县尽陷”。继之义军内乱,赵君用为图谋山东地盘,将毛贵杀害。毛贵部将徐继祖又杀赵君用,义军各部遂互相仇杀,势力因而受到极大削弱,最终于至正二十一年被元军打败,山东各地遂又被元军占领。继之,又是明军对元军收复山东的战事。因此,从至正十七年(公元1351年),毛贵攻打山东,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收复山东的11年间,山东因战乱不断,造成人口又一次大量减少。据《明太祖实录》载:“特别是山东、河南受战乱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据《即墨县地名志》载,元代,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就是由当年“鞑子营”演变而来的。即墨明代以前有人口居住的村庄仅30余处,其他多毁于战乱。如:灵山镇崔家庵的崔姓,七级镇大小欧戈庄的欧姓,官庄镇池戈庄的池姓,长直镇范戈庄的范姓、周戈庄的周姓,以及刘家庄镇赵戈庄的穆姓等宗族,皆因战乱灭绝。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即墨地处山东半岛,上述三次历史劫难当属次次难免,因而导致即墨原著居民大量死亡、逃逸。明王朝建立后,针对北方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状况,实行了一系列军屯、移民政策,使北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连年递增。 

                               三  寻根追源即墨人

    因金、元两代对北方地区的民族掠夺和野蛮统治,长期的兵燹战乱导致即墨人口锐减。明王朝建立之初,鉴于金、元两代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民、抚民,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经洪武、永乐两朝的励精图治,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个时期,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也使即墨人口聚增。据《即墨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即墨人口已达126800人。这些聚增的即墨先民源自何处?多少年来传说各异,, 然而,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以下便是我们寻根追源之答案。 

    (一)明初,由外地迁人的军户人口,是目前即墨人氏先祖的主流。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遭倭寇骚扰,明政府为抵御倭寇入侵,便在沿海一线择要设戌,广建卫所。即墨的鳌山卫以及雄崖、浮山两千户所,就是于明洪武年间设置的。据《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军屯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墨县志》也载:“明初,因设置卫所,从外地迁入的军户就有7万人之多”。可见军户是移民即墨的主流。《明史•兵志》又载:军户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类。“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戌。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按“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每卫5个千户所”鳌山卫下设的右前后3个千户所以及浮山、雄崖两个守御千户所共有从征军3000多人,其余6万多“归附、谪发”的下等军户,则分布于全县的52处军屯和若干垦点,垦荒屯田,供应卫所军需。 

    据《即墨县地名志》所载,经粗略统计,在洪武、永乐时期(公元1368--1424年)的57年间,迁入军户、民户居住的村庄约520个。除去无据可查的和其他省份迁入的零散移民,据各姓族谱记载,世居即墨的人口,主流是来自云南的移民。据200多个村庄的族谱记载,其祖先均是明初由云南迁来的。其中有20余个村庄的居民族谱记载,其祖先是于明初来自云南的“乌沙卫”。如:金口镇南仟的万姓、北仟的房姓、古仟的金姓;他们的祖先均是于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乌沙卫乐歌屯”迁来此地立村的。温泉镇东四舍村的《武氏族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武氏叔侄二人,从云南乌沙卫银子桥迁来此地立村。”据考,“乌沙卫”应系云南的“乌撒卫”,其遗址就在今云南的镇雄县境内,因《明史•地理志》《明通鉴》均载“洪武十五年克云南,平乌撒、乌蒙诸蛮,后立乌撒、毕节二卫。”《元史•地理志》亦载:“乌撒府属云南乌撒路所辖。”《明史•兵志》载:“初,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戌者,遇有警,调他卫往戌,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轮)番戌 ,谓之边班。又载永乐十八年,北京建,在南卫所多北调”。据店集镇青山前村《邵氏族谱》载:“明洪武三十五年,邵九公由云南从徐辉祖来援山东,留戌雄崖所,永乐二年,邵课士携家来此立村。”留村镇大村的《邵氏族谱》亦载:“明洪武年间,邵氏兄弟二人,由云南乌沙卫从魏国公徐辉祖来援山东,后碾转来此立村。”上述史实与《邵氏族谱》记载相吻合。由此看来,明初,云南乌撒府的土著兵与犯罪谪发乌撒卫戌边的军户,在山东沿海遇警倭寇或其他战事时,被调到即墨卫所,作为客兵留了下来。再就是永乐年间,乌撒卫于内地卫所换防和“在南卫所北调”时来到即墨的。 

   (二) 外地移民即墨考略。经元末多年战乱,致使北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北方近城之地多不治,召民耕。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又载“明初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诸府卫......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太祖时徙民最多,期间有罪徙者。成祖覆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京,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移居即墨的民户,除去7万余军户和原著居民,余者3万人左右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查阅《即墨县地名志》等资料可知,居民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贵州、陕西、北京、山西等省。也有济南、青州、莱阳、栖霞、莒县等地迁来即墨的。另有两个原因也促成明初即墨人口增加,一是由外地来即墨为官,后留居即墨的。如:前东城《林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林氏族先奉旨从福建迁到此地。”华山镇埠后《姚氏族谱》载:“姚氏本系江南江宁府江浦深沟町人,始祖随明成祖建有军功,授鳌山卫指挥使。至四世择居埠后。”据庄头村《孙氏祖谱》记载:“明初,济南府历城历山顶孙氏,以广文仕即墨。后孙氏族人一支由历城迁至此处立村”。二是逃难来到即墨的。如三里庄《李氏族谱》记载“明洪武时,籍异宗别的三家李姓逃难来到此地,故称三李庄,后演变为三里庄。”据其中一家族谱记载,其祖先系明太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之后。在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时,李善长被赐死,全族70余人被杀,其中一族人逃难至此。据华山万华埠《李氏族谱》记载:“永乐二年,李氏祖先由小云南毕阳县东门里,迁居即墨的北乡万华山前小埠疃居住”。据考,“小云南毕阳县”当系今贵州毕节县。因元朝及明初均无贵州行省,毕节县地属云南。据留村镇拖车夼村《鞠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鞠氏由浙江平阳迁来即墨,因途中车轴损坏,勉强拖车前行,即在车所止处立村,因地处山谷,故称拖车夼。”明后期逃难至此的还有北安办事处秦家庄秦氏一门,据《秦氏族谱》记载:“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口,秦氏逃难至此立村”。因上述两种原因由某一省迁居即墨的居民均属零散小股居民,构不成移民主流。 

    (三) 即墨先民从山西迁来之说与史实不符。据山西《洪洞县志》和《洪洞大槐树志》记载,始建于唐贞观二年的广济寺遗址上,旧有一株汉代古槐。”现今的洪洞县大槐树公园,就建在古广济寺遗址上,公园内的移民历史见证--大槐树,就是由汉代古槐衍生的第三代,今也有合围之粗。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内,至今已收集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约400个县的大槐树后裔寄来的上千份族谱。因而多少年来,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来自山西的移民仅有三个宗族,如王村镇坦村的张姓,据传,其祖先来自山西的蒲州。据华镇梁家疃《田氏族谱》载:“田氏祖籍山西阳高,永乐二年,与董氏同时迁来此地立村。”我们认为,以上三姓均属零散移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位于洪洞县城西北隅的古广济寺遗址,在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八次将山西移民在此集中,并办理移民手续,发给川资凭照,迁往各地”。有关山西8次移民,根据文献记载,以年号为序择录如下:  

    第一次,“洪武九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第二次,“洪武二十一年,徙(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垦河南、北田。”(《明史•太祖本纪》)。 

    第三次,“洪武二十二年,太祖以河南、山东临清、东昌(聊城)诸处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谕其民愿徙者验丁分田。”(《明史•食货志》)。 

    第四次,“洪武三十五年,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京”。 

    第五次,“永乐二年七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第六次,“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明史•成祖本纪》)。 

    第七次,“永乐五年,命户部徙山西平阳、泽、潞,山东登、莱等五千户隶上林苑监。”(《明太祖实录》)。 

    第八次,“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明史•太祖本纪》还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州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于东昌。二十八年又徙登、莱二州无田者于东昌”(今聊城)。 

   上述大量历史记载证明,即墨境内不可能有大批山西移民迁入。 

   世居即墨人氏先祖的主要成分是于明洪武、永乐年间(公元1368--1424年)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民户组成。其中以军户为主,达7万余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60%以上。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对即墨人口基本组成并无大的影响。外地人迁入即墨者,主要以云南移民为主,其他省市为辅。也就是说,世居即墨人氏之祖先,多数来自现云南省。故即墨人至今称人死谓:“回云南老家了”,祷告亡灵“向西南走吧”,其中蕴含“叶落归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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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南魏氏编辑部    来源:中华魏网    阅读:176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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