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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山西移民大迁徙

2021-04-28    作者:河南魏氏编辑部    来源:中华魏网


1.明朝山西移民大迁徙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2.明朝山西洪桐县移民前往安徽蚌埠固镇 元朝后期到明朝前期,中国到处是战争,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山东的战争格外惨烈。 

据说朱棣篡位成功后,便从山西大规模移民,来填补空缺,开发荒野。移民集中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进行编制,然后移民到山东、安徽来,因而移民都自称老家是洪洞县大槐树。

 祖上山西洪桐县,老鸹窝村,大槐树下使迁。 

据史料记载: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元军曾七洗临濠(朱元璋的出生地凤阳)。千里长淮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民多流亡,十室九空”。于是在朱元璋建立起明朝政权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洪武二十二年徙迁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外。后又徙杭、温、苏、松诸府民。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政府曾九次从山西南部太原、平阳二府移民集中到洪洞县后,送往安徽凤阳、蚌埠固、怀远等地。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撤销怀远军,改荆山县为怀远县,今蚌埠市区西属怀远县,东属钟离县,均属安丰路濠州;今固镇县属宿州,五河县属泗州。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濠州升为临濠府。明洪武年间,钟离县先后改为中立县、临淮县,增设凤阳县,今蚌埠市区西属怀远县,东属凤阳县,今固镇县分属宿州、怀远县、灵璧县、五河县、凤阳县。因临濠府先后改为中立府、凤阳府、宿州及怀远、灵璧县、五河、凤阳各县均属凤阳府所辖。清雍正二年(1724年),五河县改属泗州。清同治二年(1863年),划凤阳县马村沟以西、怀远县席家沟以东、灵璧县后楼为蚌埠独立行政区,置三县司,直属凤阳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凤阳府,怀远县、五河县直属安徽省(1667年设),后属安徽省淮泗道。同时废蚌埠三县司,今蚌埠市淮河以北划属灵璧县,淮河以南划属凤阳县;今固镇县仍为宿县、灵璧、五河、怀远、凤阳5县分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正式废道,凤阳县、怀远县、灵璧县、五河县先后直属安徽省。1929年初,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翌年撤销,仍属凤阳县。1932年,怀远县、凤阳县改属安徽省第四区,五河县先后改属第七区、第六专区。沦陷时期,蚌埠设为伪安徽省维新政府、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凤阳县先后改属安徽省第九专区、第五专区、五河县属安徽省第四专区。1946年11月,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脱离凤阳县,辖原属凤阳县的淮河以南地区和淮河以北小蚌埠地区。1947年1月1日,蚌埠正式设市,直属安徽省,为安徽省第一个设市的城市。 

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蚌埠市、怀远县、五河县属皖北行署,今固镇县分属宿县、五河、灵璧、怀远4县。1952年4月,蚌埠市属安徽省;上述4县改属安徽省宿县专区,1956年1月改属蚌埠专区,1961年仍属宿县专区。1964年10月,析宿县、怀远县、五河县、灵璧县各一部分地区组建成固镇县、属宿县专区。1971年宿县专区改为地区。1983年7月,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由宿县地区改划属蚌埠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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