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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训论要

2021-05-28    作者:河南魏氏编辑部    来源:中华魏网

运用家训教诫家人、子弟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家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本文系统地阐述了传统家训所蕴含的治家、教子、立身、处世等十六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同时剖析了其中的糟粕及局限性,较全面地分析、归纳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传统家训的五个鲜明特点。作者认为批判地继承这笔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及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为目的的家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一


  古代家训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的训示教诲,此外,也有夫妻间的嘱托,兄弟姊妹间的诫勉。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据《韩诗外传》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周公就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勿恃位傲人。《国语》中载有公父文伯母教诲儿子勤劳勿逸的“母训”。《论语》也载有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秦汉以来,主要作为家庭道德教育的家训内容十分丰富,种类极其繁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代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三国时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晋代嵇康的《家诫》;南朝颜延之的《庭诰文》;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此书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唐代李世民的《帝范》;柳玭的《家训》;宋代司马光的《家范》、《洓水家仪》;李昌龄的《乐善录》;叶梦得的《石林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陆游的《放翁家训》;陆九韶的《居家制用》、《居家正本》;袁采的《袁氏世范》;元末明初郑文融的《郑氏规范》;明代仁孝文皇后的《内训》;霍韬的《谓厓家训》;庞尚鹏的《庞氏家训》;高攀龙的《家训》;姚舜牧的《药言》;曹端的《家规辑略》;吴麟征的《家诫要言》;陆氏的《温氏母训》;袁黄的《训子言》;清代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康熙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蒋伊的《蒋氏家训》等。此外郑板桥、林则徐、曾国藩等的《家书》也很有影响。


 二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流传,传统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大致分为十六个方面,现粗略介绍如下:


  1.孝亲敬长,睦亲齐家。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以孝为本”的忠孝观念及“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也非常强调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几乎每篇家训都将此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中就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是“家道隆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范质《戒从子诗》一开始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尊长,不敢生骄易。”柳玭指出:“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诫子弟》)。王夫之以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船山遗书姜斋文集补遗》卷一)。


 2.治家谨严,勤劳节俭。齐家是与治家紧密联系的,而勤劳节俭则是治家的重要环节。遍览历代家训,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家训中没有一个教子孙们奢侈浪费的。相反,无不谆谆告诫他们要勤俭持家。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德星堂家订》针对当时的奢糜之风,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及标准,其目的是力求既合礼节又要节俭。如他要求家人衣着朴素;来客时中午只以“二簋一汤”招待;婚嫁、葬祭一切从简,不许“鼓乐张筵”,将省下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司马光认为治家之道应“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居家杂仪》)。清康熙时任礼部尚书的张英甚至要求子女下乡耕读、纺绩,认为这样既可以培养勤劳节俭的好习惯,又使他们的生活更为充实。


 3.正身率下,憎爱不偏。传统家训都强调家长以身作则、公正不偏对于“齐家”的重要意义。司马光《洓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李昌龄认为:为父为师要尽为父为师之道,而“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乐善录》)。只有家长正身率下,憎爱不偏,家庭才能和睦,才能安居乐业。


 4.贵名节,重家声。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特点。颜子推的《颜氏家训》开篇中述及写作家训的目的时就谈到他家夙重家风的事,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剑南诗稿》卷四九)。尽管时代不同,门弟、家境各异,但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等等。


 5.奉公勤政,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官宦之家的家训中,特别是那些有作为的君主及能够体察百姓疾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名臣贤相更是如此。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务,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许衡训子要“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许文正公遗书》卷一《古风·训子》)。《许云邨贻谋》提出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


 6.清廉自守,勿贪勿奢。这方面的内容许多家训都有述及,而以官宦家庭更为强调。历史上留下了诸如陶侃母“封鲊教子”之类诫子勿贪的感人故事。赵鼎《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说:“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要人将此刻在石上,以诏后世。


 7.进德修身,力戒恶习。传统家训还特别注意子弟的修身教育。如开帝王家训先河的周公就曾诫子伯禽加强道德修养,礼贤下士;要求其侄成王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见《尚书正义》)。许多家训都告诫子弟要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不得谓之人”(邵雍《诫子吟》)。有些家训、家规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而且在实践中加以约束。象清代《鲍氏户规》对沾染赌博恶习者就规定:“赌博财物,开设赌坊。教而不改者,杖八十、免祀。”


 8.立志清远,励志勉学。激励子弟勤奋学习,立大志、成大器的家训也为数众多。诸葛亮的著名的《诫子书》就谈到了志与学的辩证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许多家训的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向子弟传授治学方法,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这其中较有名的如《颜氏家训》、叶梦得的《石林家训》、曾国藩的家书等等。


 9.审择交游,近善远佞。不少家训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而谆谆教诲他们交友要慎重。如《朱熹给长子书》中就告诫儿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吾过”的“益友”,而不要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


 10.宽厚谦恭,谨言慎行。在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人人自危,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处世之道深入人心,因而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子弟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张履祥说:“子孙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狷薄。不可顾目前之利而妄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时之势而贻数世之忧。”(《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真可谓经验之谈。


  11.躬耕自立,应世经务。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中,仍有不少家训教诫子弟要学艺习技,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的不良作风。如霍韬的《渭厓家训》就对那些一进学校就耻于耕作的子侄作了严格的惩罚规定;《庞氏家训》等甚至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2.择偶之道,夫妇人伦。婚姻、家庭作为宗法的承载体,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传统家训中大都将婚姻、家庭伦理规范加以系统的阐述。这些论述虽然局限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的范围之内,但仍有不少积极成分。比如《袁氏世范》在关于配偶的选择及夫妻关系的调适上,除了谈到要按照封建礼教的准则行事之外,还特别强调不可在儿女幼小之时就议定婚姻,因为这样既易耽误他们的一生幸福,又会引起家庭不和。姚舜牧的《药言》等都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纳妾。《蒋氏家训》、《温氏母训》等还提出了寡妇再嫁,家人应予支持,亲属不得阻挠的可贵而明智的见解。


 13.爱子有道,养正于蒙。蒙以养正的教育思想在传统家训中也多有反映。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就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这样方有利于孩子的成才。《孝友堂家训》认为“蒙养不端,待习惯成性,始识补救,晚矣。”故而,“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司马光还在家训中制订了周详的蒙教计划。此外,传统家训还论述了“严”与“爱”的关系,提倡爱子有道,反对无原则的溺爱。


  14.和待乡邻,善视仆隶。不少官吏兼学者的家训在治家之道的叙述中,大都谈及了处理好邻里关系的问题。《袁氏世范》的《治家》篇不厌其烦地训示家人要与邻家交好,哪怕象对待邻居的牛羊鸡鸭这样的小事也要注意。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坚持封建伦理、对仆人严加管束一面之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郑氏规范》就告诫子孙不要随意增加佃户的地租;郑板桥嘱咐弟弟把前代家奴的契卷烧掉;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


  15.救难济贫,助人为乐。许多家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郑文融的《郑氏规范》。这篇家训朴实无华,它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训喻家人子弟讲究人道,体恤孤寡贫穷,尽力帮助他们:譬如,家训谈到若无大故,不得请乳母,以免使乳母的孩子受饥;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建药店以免费医治穷人的疾病;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周济那些鳏寡孤独、生活无着的乡邻;每年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


  16.淡泊名利,平和处世。传统家训在教诫子弟、家人立志谋业的同时,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别人的经验教训出发,向他们灌输淡泊功名利禄的处世之道。如东方朔的《戒子诗》就提出“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饱食安步,以仕代农”,“才尽身危”、“孤贵失和”。许多家训也都劝告家人不要贪图名利,以免惹祸自身,殃及家人。


  以上十六个方面是传统家训的大致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家训虽然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始终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这些方面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


  必须指出,尽管古代家训中包含有许多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地主阶级道德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名篇多出自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因此,不能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程度不同地存在局限性,主要有:第一,片面要求臣子服从君父、卑幼服从尊长,进行愚忠愚孝的封建纲常和奴化教育。譬如曹端所撰《家规辑略》中就强调了“子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还有的家训要求子弟对父兄无理的斥骂、杖责也须逆来顺受。第二,宣扬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和宿命论、轮回报应等唯心主义、封建迷信观念。由于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政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因而许多家训都教诫子弟谨言慎行,恪守明哲保身、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朱熹诫子“不可言人之恶,及说人家长短事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与长子书》)。就连高攀龙这个不畏权贵的东林党领袖也反复告诫家人:“言语最要谨慎,交友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此外,不少家训中还有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和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说教。认为“富贵贫贱自有定分”(陆九韶《居家正本》)。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说:“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尽管作者立意是劝善诫恶,但毕竟是封建迷信的俗见。第三,倡导男尊女卑观念。不少家训宣扬“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更二夫”(王刘氏《女范捷录》)。李昌龄《乐善录》甚至污蔑:“大抵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第四,灌输鄙视劳动、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名利思想。《颜氏家训》告诫儿子:“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否则不好好读书,只能做“耕田养马”的“小人”。


  此外,家训中还有不少专制主义与棍棒教育的内容。尤其是宋代以来的家训中几乎都列有体罚条规,轻则“□之”,重则逐出家门,迁出族谱,甚至打死。如《郑氏规范》甚至规定“子孙年十二,见灯不许入中门,入者棰之”。


  上述这些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要求,无疑应作为历史的垃圾而摒弃,并肃清流毒。


  


  中国古代的家训在其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一是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的统一。教家立范是传统家训的宗旨,而修、齐、治、平是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由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而“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孝友堂家训》),“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故而历代家训都把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置于突出的位置而加以强调。


 二是感化、教化与规范、约束的统一。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因而家训中都强调父祖对子孙的教育应循循善诱,关怀慈爱,出于真挚的深情。然而,爱与严是一致的,一定条件下采取惩戒、强制的方式也是必要的,只要“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明仁教皇后《内训》)即可。


 三是内容要求的一致性与表达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历史上家训大致都包括睦亲、治家、教子、勉学等等共同的内容要求,但形式则多种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士绅之家及寻常百姓教导幼童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规、家法、家禁等等。


  四是晓喻勖勉和榜样示范的统一。古代家训教诲子孙怎样修身做人,往往既明确行为准则,又讲清其中道德。姚舜牧在《药言》中,告诫为人父母者不可对子女宠爱、偏爱,因为“偏爱日久,兄弟间不觉怨愤之积”,一旦亲殁,争讼就有可能发生。家训注意言教,更强调身教;不仅注重自身的示范,而且注意发挥道德楷模的导向作用。《颜氏家训》、《家范》、《袁氏世范》、《内训》等,都以历史和现实的一些道德故事劝勉子孙:“见贤思齐”,加强自身的修养。


  五是抽象的哲理训导与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统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家训也把进德、修身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提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因而具有深刻的、抽象的哲理性和浓郁的说教色彩。然而,由于训导对象囿于家庭成员,因此,家训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一般来说,家训语言都较明白易懂,言简意赅,便于掌握和践行。如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中为了教训家人勤俭持家,就详细规定了“宴会”、“衣服”、“婚娶”、“凶丧”、“安葬”、“祭祀”等的具体规格和标准。再如袁黄的《训子言》,不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儿子耳提面命,而且为其拟定“功过格”的详细条款,以督促、帮助儿子加强道德修养。


  此外,传统家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教化的一贯性与子孙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统一等等。


  中国古代家训虽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而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但总体上看仍不失先人们留下的一笔十分丰厚宝贵的伦理文化遗产。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批判地继承这笔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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