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我将会是什么？”这是西方圣哲长久的苦恼。苏格拉底曾为探寻人的本质而痛苦了一生。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这是东方清朝顺治皇帝久久解不开的心中大惑。谁读懂了生命的来龙，生命也就成了一部深刻的书。
寻根的天性萌芽于童年（儿童总爱问母亲：“我是怎样生下来的？”），勃发于中年。寻根是人到中年以后的事，中年以前的人生兴趣大致集中在“食、色”二性。中年是午时茶。中年已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蓦然回首，这才会想到自己的来龙去脉，想到如何抓紧时间充实后半辈子的生命。西人曰：“人生从四十岁开始。”中国的梁实秋说：“中年的妙处，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说：“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昧即糊涂，不明白，漆黑一团。人生短短几十秋，来到世上不容易。人如果不知自己的血脉传承，弄不清自己的祖根来源，稀里糊涂，度此一生，岂不悲乎！
姓氏是人的符号标志，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每一个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的姓氏符号都可以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姓氏符号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追踪到太古初民的原始崇拜。屈原赋骚，首句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今天姓屈的现代人，与这位二千多年前行吟泽畔的楚国大诗人的姓氏符号是完全相同的。由今之“屈”姓上溯至屈原，再由屈原上溯至“帝高阳”，这是一条多么悠长多么神秘而又多么动人心弦的寻根隧道！中国文化重现实，重今生，因而也就重来龙，重寻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典籍中史、志、谱（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特别发达的原因。
中华堂堂，民族皇皇，文物典章，辐射光芒。圣哲相传，代有辉光，文明古国，礼义名邦。证明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千古长城、秦砖汉瓦、敦煌壁藏、典籍文献等无以计数的实体文物与载体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悠悠的历史已成了漆黑的天幕，让我们每个人还能直接“看到”历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积淀下来的姓氏，与像繁星一般闪烁在夜幕中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吗？
中华姓氏，导源于上古，传续至今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间离合演化，殊为复杂。拙以为考察中国姓氏发展与姓氏文化，有以下几个关键处应予格外关注：
第一、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起源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还是现代少数民族中留存的图腾信仰，均已证明了这一点。“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
第二、我们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西周—秦汉间生氏转姓到姓、氏合一，是现代中华姓氏来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现代中国人的极大多数“姓”正是承袭了周代众多“氏”而来；而周代众“氏”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周王室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氏”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别子）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第三、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造成了世家门第、著姓庶姓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作为人的个体符号的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历史。但由于当时姓氏世系成为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故反过来又促进了姓氏之学与谱牒之书的研究编修。
第四、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直接导致了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而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则又反过来促进了民族交融的步伐。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赐姓避讳，出于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出于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以及古代复音姓氏单音化等，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致使世系难辨，脉络难清。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华姓氏乃是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晶体。一部中华姓氏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综合性产物。
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一书的主体内容。本书在探讨中国姓氏发展规律与姓氏现象的同时，也对学术专著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探索，力求“深具创见，可读性强”，将学术智慧转化可为大众接受的“普通知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姓氏文化是一种最广泛的文化现象，姓氏研究的成果需要与最广大的读者群体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姓，但并非人人都明白姓的来历与文化积淀，只有将姓氏学的研究成果从书斋普及到一般读者，这门学科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